亦贾亦儒看徽商

2018-11-02 08:51:29   作者:   来源: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优秀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无不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刻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勤俭精神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奉献精神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文化精神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执著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三四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或子不识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精神文明

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然而,程白庵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友。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内涵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当时的文化发展同样做出了贡献。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徽商的现代价值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敏锐的创业眼光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进取的人生态度

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诚信的处世风格

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合作的人际关系

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商会馆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往来的契约意识

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非勤俭不能治生

“非勤俭不能治生”是徽商持家、经营的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徽商的归德孟尝

归德孟尝是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歙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

徽商会馆

徽州会馆、新安会馆、新安公所及徽属某县会馆的总称,是旅居异地的徽州商人结成团体,集会居住的馆舍。主要是联络乡谊,为本帮商人提供方便,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同时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共同提供。

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款人杨忠、鲍恩首倡,位于正阳门之西。初为三进九室建筑,后历经扩建、重修,规模宏大。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徽商集团的形成,为徽商开辟了立足、发展之地。

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为旅汉徽商提供行商便利,扩充路径,开辟码头,置买店房,形成"新安街",石镌"新安街"额。
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同相邻的宁国府属邑合办)有房产、田产、义家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仅会馆建筑就造了20多年,规模宏大。

明清徽商鼎盛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大至苏州、杭州、澳门、广州等大都市,小至淄院、姜湖、黄康等小镇,均有会馆设置。仅南京一地就有徽商会馆数处:马府街有新安会馆,太平街栏杆桥、上新河各有徽州会馆,钞库街有新歙会馆等。

徽州茶商

指经营茶业的徽州商人。茶业为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之一。徽州植茶始于南朝,唐代已成为全国著名的产茶区。862年,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阎门溪记》一文中记载,当时祁门县山上遍植茶叶,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业茶为生,每年二三月新茶上市,茶商云集。宋代徽商朱元经营茶业,遇蔡京改茶法,说其私贩茶叶有罪,因而下狱。元代敏人毕仁16岁便在庐州开设茶叶店,充当坐贾。其父毕天祥则每年运茶数百引,充当行商。坐贾与行商结合,获得超额利润,知名一时。

明清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清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七家,茶庄百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当前的茶叶精制厂,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为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徽州茶商以婺源人和绩溪人为多。

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 修路桥、会馆,以荣宗祖,壮大势力;特别热衷于兴院,开学堂,办试馆,培养人才,巩固宗法统治。明、清时,徽州名臣学者辈出,仅仅有五个小县城的进士(中国古代考试中的一个级别)就有2018人,而歙县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连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为“尚书”(一种朝廷里的官职)、兄弟两个一起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诗书礼仪之风,培育了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给后人留下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灵秀山水孕才俊

据《歙事闲谭》,明清的徽州,“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可以说,明清时的徽州人一生下来,就置于一种典雅隽永、装饰秀丽的时空氛围之中。

他们所居住的楼阁、门罩、廊柱、梁架、栏杆、窗户,雕镂细腻,纹样华美。人物故事、灵兽花卉、神话传说、放牧射猎、挑水劈柴、行走收割、百戏游乐、稚儿玩耍、西湖风景、烟云黄山……无所不包,一砖一物,一栏一事,无处不在,尽收眼底……

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群,如许国牌坊,它是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两侧单间双柱三楼的建筑组成,大块石料,质硬色青,梁枋、栏板、斗拱等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彩凤珍禽、飞龙奇兽,石坊上所有题字,皆是馆阁体”“擘窠书”。

徽文化以灿烂多姿、博大精深而著称于世。解读徽文化,应该首先认识它的始作俑者———称雄明清时期商界300余年的徽商。

徽商的兀然崛起,且经300余年未衰,实在是中国商界的奇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徽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两者结合为一体,外出闯荡也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亲帮亲、邻帮邻,没有这种宗族力量的援引和依靠,徽商即便能成功也难以持久。再如,徽商在经营中注重商业道德,讲求“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形成了“严格管理、勇于竞争、借助政治、建立垄断”的经营风格,这无疑也是徽商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文化特征所起的作用使然。徽州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自北方士族入住,带来了崇儒治学的家风,“十家之村,不废诵读”,人文之盛,无以出其右者。“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他们出于经商和生活的需要,还独创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建筑、徽派篆刻、徽派盆景和徽剧、徽菜、徽州文房四宝等十大艺术流派,形成了体系完备、别具一格、秀立于中华文化之林的徽文化。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文化水准一般都比较高,能自觉地把儒学的优秀文化传统运用到商业活动中来,他们奉行“以儒为体、以贾为用”的信条,追求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儒贾结合、官商互济,因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弃儒为贾、亦贾亦儒的重要特色,这才是徽商能够走向鼎盛的真正要诀。

 
徽商古训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

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斯贷,不以牟取为贷,以义为贷;

斯典,不以值念为念,以正为念。




 
编辑:余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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