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名家】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徽商詹福熙

2018-04-12 09:15:54   作者:   来源:行走观察

徽商,即指来自徽州的商人,徽州也就是古时的新安郡,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 明清以来,徽商富甲江南。徽商的足迹遍布...

徽商,即指来自徽州的商人,徽州也就是古时的新安郡,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 明清以来,徽商富甲江南。徽商的足迹遍布天下,素有“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之称。说到徽商,就不得不说到婺源的徽商,而只要说到婺源的徽商,又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人称“照相器材大王”的詹福熙,民国时期除在上海南京东路471号的华昌照相材料行之外,成都春煦路、重庆中山中路上都有华昌照相材料,照相影器材经营的风生水起。

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 (1887——1978)

詹福熙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老家婺源段莘乡庆源村。詹福熙出世的时候,父亲就在上海崇明开南货店。

“一爿烂店,十亩良田。”做生意总比种田的活络,本来就是殷实人家,但在出生当年,父亲忽然暴病身亡,他的店铺被人吞并,不明不白的人纷纷上门索债,一下子家道中落。詹福熙,12岁离开家。现在12岁的孩子,还要在父母膝头撒娇,但那时候,这个年纪就得自谋生路。跟了人,先走105里的山路,脚走肿走流血了,到屯溪上船,在闷舱里坐七天七夜,再到上海。

詹福熙起初做学徒的店,是上海山西路上的一家生丝店,也是婺源人开的。那年头做学徒,要跟老板跑三江六码头,要照看店里生意,还要做家务———倒尿壶、生煤球炉、帮老板洗水烟壶、帮老板娘抱孩子等等。詹福熙老实本分,能吃苦,也肯学,几年下来,店里的生意精熟,待人接物老道,账房的事也能顶着,他拨起算盘来,能看得人眼花缭乱。

詹福熙第二个跟的老板做西药生意,开的铺子叫“五洲药房”(现五洲连锁药店前身)。他为人厚道,业务能力强,很快就升为大掌柜,月薪二十五块大洋。过了两年,总经理项松茂把詹福熙调到身边,帮助打理上海总店业务。本来这是升迁,理应待遇都相应提高,但到领薪的时候,詹福熙发现,他的工资只有六块大洋。和财务人员核对了,发现没错,詹福熙就不再声张,照旧勤勤恳恳做好工作,对客户和同事笑脸相迎。


父子俩的合影,詹福熙时年70岁

到了年末,总经理单独把詹福熙叫去,问:“大半年了,我减了你的薪水,你怎么一声不吭?”“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詹福熙说,“这也是工资啊。”项经理拍着詹福熙的肩膀大笑,连连说小子不错,经得起考验。说笑完了,他当场给詹福熙提薪,还给了八千股五洲药房股票,以示鼓励。牛眼识草,凤眼识宝,没几年工夫,项松茂又提拔詹福熙为分店经理,把上海延安中路的五洲分店拨给他掌管。

抗日战争开始,詹福熙提出离开千代洋行。詹福熙说:我是个商人,但也是个中国人。我们徽商,有祖传的规矩。以前的药店,和现在有别,同一柜台,可以经营别的货色。詹福熙管的药店,也卖照相器材,胶卷、卡纸、显影药水一应俱全。也因为这点生意,他还结识了一个日本人,和他有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故事。这个日本人叫下里弥吉,在上海南京路上开了爿叫“千代洋行”的照相器材铺,生意规模都一般。但因账目不清,下里弥吉不满意,想炒了买办换人,只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下里弥吉和詹福熙素有来往,他相信詹福熙,要他帮忙物色一个。半个月后,没回音,他来催;两个月过去了,不见响动,他又来催。詹福熙逼急了,也觉得对方很诚恳,就在一次宴席上带着酒兴说:“你这么急,我就毛遂自荐得了!”

别的不论,詹福熙在五洲药店的月薪有上百大洋,他觉得药店竞争激烈,生意越来越难做,而照相器材是新兴行业,未来市场大,前途不可限量。结果呢,詹福熙真的丢了药店经理肥缺,到千代洋行赴任去了。因为詹福熙的能力和人缘,才半年的工夫,千代洋行的生意大有起色,营业额节节攀升,下里弥吉很是满意。詹福熙和下里弥吉甚为投机,两人成了朋友,本来也可以一直合作下去,但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詹福熙就提出,要离开千代洋行。


其乐融融的全家福

下里弥吉竭力挽留,说国事是国事,朋友是朋友,生意照样可以做啊。詹福熙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是个商人,但也是个中国人。我们徽商,有祖传的规矩,现在局势这样,我真的不便再跟你共事了,请原谅……”

半个月之后,重庆中山中路上三开间的“华昌照相材料行”,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店面上还特地加了“友记”两字。离开千代洋行,詹福熙在南京东路山东路口开了爿照相器材店,取名“华昌照相材料行”,寄寓中华民族昌盛之意。本来,上海许多照相器材都来自日本,但这时候詹福熙和许多店主一样,宁可少赚点、麻烦点,都进德国、英国、美国的材料而拒绝日货。

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大家都吃小日本的苦。和一般的老百姓比,詹福熙还算殷实,所以接济周围有困难的老乡、亲友,成了詹福熙的分内事,用他的话说是“共渡国难”。抗战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欧美商人统统被关进了集中营,詹福熙的一个加拿大朋友、美国柯达公司的大班,也列其中。有一天,詹福熙收到他的求救信,说缺吃少穿,患病无药,正面临死亡威胁,求詹福熙想办法。搞点食品、药品容易,但集中营戒备森严,送不进去呀!


1965年时詹福熙全家在杭州西湖边东坡路77号自家花园中的合影
 

詹福熙想了半天,想起了日本商人下里弥吉。从“千代洋行”出来之后,他就是不想和日本人有关系,但现在人命关天,只有硬着头皮去求他。找到了,把原委一说,下里弥吉连连摇头,说两国正在交战,他不敢插手。经不起詹福熙软磨硬泡,下里弥吉最后才答应一试。

日本人对日本人当然好说话,宪兵队长又是钱财打点过的,所以下里弥吉的小车总能从集中营大门直进直出。每次小车上也总塞满冠生园(上海老牌食品公司,就在詹福熙店的隔壁)的炼乳、凤尾鱼、牛肉罐头、水果和药品等。那位加拿大朋友除了自用,也接济周围难友,救了不少人的命。詹福熙的、或者说徽商的、甚至是中国人的义举,在欧美难友中一时成了佳话。

詹福熙仅读过几年私塾,谈不上什么学历,但他一辈子都好学。认字、练毛笔、学心算、打算盘,结果他的文化比几个大学毕业的儿子都强。他对有学问的人很仰慕,经常向他们请教。 因为吃过没文化的苦,詹福熙和所有的徽商一样,都很重视教育,这是他们的一大传统。1946年,他拿出一大笔钱,在屯溪隆富办了个学校,叫紫阳小学,聘请当地文化名人为校长,让当地穷苦的孩子免费读书。

这样的家庭,孩子很容易学坏,别的不说,光麻将家里就有四五副,所以“文革”时抄家翻出那么多象牙麻将来,红卫兵说是以前开赌场。家里麻将客少则四五个,多则二三十。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安静的读书环境,詹福熙专门辟出几间书房来,请了老师,督促他的几个子女学习,麻将是看都不许看的。后来也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像所有的徽商一样,他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有他的特色,就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小时候他们除了学文化,也要上柜台,学待人接物,学做生意。

解放后,先是公私合营,后来是改造资本家,经商的大环境没有了,适合他们生存的氛围也没有了。徽商的衰亡是历史的宿命。詹福熙住在东坡路77号——五开间,带花园,时价600石米(一石为75公斤)。

詹福熙生平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喝点酒。三五同好邀在一起觥筹交错,或交流贸易心得,或畅谈故里旧事,相谈甚欢。因为他只爱绍兴黄酒,为了方便,就在自己的商铺边上设一个酒库,储有上百坛极品花雕,以备不时之需。直到去世,他仍喜欢喝一点酒,也仍是绍兴花雕。到后来甚至是病了,他仍要在桌上摆一个酒盏,倒上几滴——并非为了邀醉,只为表示酒人的倔强。但每每喝时,他总啜一口皱一下眉,叹道:“这酒真的没有以前好了……”

詹福熙78岁时登黄山所照

詹福熙一生积累的财富——以现在的计算法,说他老人家身家上亿,应该不过分吧。詹福熙当年主营的是照相器材,除在上海南京东路471号的华昌照相材料行之外,成都春煦路、重庆中山中路上都有华昌照相材料行,现在叫连锁店吧。以前在上海开有三家当铺,分别以他三个儿子的名字命名,永康当在西藏北路开封路口,永茂当在热河路上,永炎当在老城隍庙三牌楼那地方。还有,在安徽屯溪老街上有家祥大布店,在江西乐平有个天元布行。

詹福熙家叫福绥堂,那个房子造了5年,中堂铺地的那块大石头,可以容纳一张大圆台面和围桌而坐的所有人,那石头是一整块的,听说是60个人一起从山上抬下来的。后来那房子一度成了村委会的所在地。

人生如行走,但上路的境界不同,有的是“身在路上”,有的是“心在路上”。徽商的独特之处是身心都携着,所以他们的经历很丰富,有物质财富,更有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文章部分内容有删减)



编辑:戴莹
 

凡未经本社的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展示或使用《徽商》杂志的局部或全部的内容或服务,或在非徽商网所属的服务器上作镜像,否则本杂志社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

会员单位 商会组织 其他机构